如果依据上述考虑来为同罪同罚找一个理想范例的话，那么葆申的事迹差相近之。

葆申是楚文王的太保，很可能在楚文王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一直做他的教师。楚文王即位之后，正如任何一个缺乏自制力的人所必然表现出来的那样，尽情享受权力和财富所带来的快乐。他得到茹黄之狗（一种国宝级猎犬）和宛路之矰（一种国宝级的弓箭），田猎于云梦，一连三个月都不回朝廷。后来他又得到了丹阳美女，从此尽兴**乐，整整一年的时间里都不曾上朝听政。

于是，强烈的责任感驱使葆申犯颜直谏：“先王占卜选择我来做您的老师，所以我理应尽到我的职责。您耽于田猎与女色，致使朝政荒废，这样的罪行应当受到鞭笞的处罚。”

楚文王说：“我知道自己有错，应该接受惩罚，但我一降生便位列诸侯，所以请您换一种惩罚方式，不要鞭打我吧！”

葆申毫不妥协：“臣不敢废弃先王的法令，宁愿获罪于您，也不愿获罪于先王。”

楚文王无可奈何：“那就打吧！”

葆申便拉来席子，让楚文王趴在上面，然后跪下来将捆成一束的细荆条放在他的背上，如是者两次，然后说道：“您可以起来了。”

楚文王显然颇感意外，也并不十分领情：“您既然已经使我有了领受鞭刑的名声，索性就真的打我一顿好了！”

葆申说道：“臣听说，对君子行刑是要让他感到羞愧，对小人行刑是要让他感到疼痛。倘若君子在受刑之后虽然感到羞愧却并不改正之前的错误，难道皮肉之苦反而能使他悔改吗？”

葆申履行了自己的职责，随即离开王宫，自我放逐，请楚文王治自己死罪。楚文王说：“错都在我，您什么都没有做错。”于是楚文王召回葆申，杀掉茹黄之狗，折断宛路之矰，打发掉丹阳美女，此后励精图治，兼并了三十九个国家。（《吕氏春秋·直谏》）

“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”（《管子·牧民》）(1)认真分析这礼、义、廉、耻，完全是对君子的要求，具体在西周以至于春秋的历史背景里，可以说这四维全是对统治阶层的要求，没道理以这样的高标准来要求庶民。

礼，刑不上大夫，礼不下庶民；义，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；而葆申的上述言行恰恰可以为“耻”做一个很好的注脚。在葆申看来，体罚兼具了对尊严与肉体的双重伤害，君子（统治阶层）对后者相对无感，小人（庶民阶层）对前者相对无感；如果刑罚所击中的是君子的疼痛感与小人的羞耻感，那么这样的刑罚无论其是否公平、是否合乎道德准则，首先就因为缺乏实质意义上的功效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。

君子在意的是脸面，是那些被小人看来毫无实际益处的虚名。以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为人生观的人无法理解“士可杀，不可辱”的信条。惩罚君子，适度地使他知羞即可，永远不可不留余地地剥夺他的尊严。所以，在汉人看来，秦朝就是一个完美的反面范例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家精神彻底败坏了道德风气；王公大臣和庶民接受同样的刑罚，以至于前者的道德操守迅速降低到后者的程度。“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”，二世而亡的秦朝以惨痛的代价印证了这句箴言是何等之正确。

(1) 若严格分析的话，这四维很有些逻辑上的毛病。柳宗元曾据这个理由认为该说法并非管仲之语，推想柳宗元的真意，是认为所谓四维在逻辑上并不成立，只是他不便如此直言而已。见（唐）柳宗元著《四维论》，出自《柳宗元集》（中华书局，1979年出版），第77—78页。